犯罪分子在被抓获之前可能会隐藏逃匿，历朝法律对窝藏罪犯的行为作出了处罚规定。但从汉朝开始，法律规定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各自的犯罪行为，法律并不因此而追究窝藏犯人的亲属的刑事责任，这就是“亲亲相隐”原则；而如果窝藏的是与自己没有亲属关系的人的话，则会构成窝藏罪，并要受到一定的刑事处罚。

　　汉朝
　　藏匿死刑犯　首犯处死刑
　　秦朝灭亡后，刘邦建立了汉朝。汉朝初年对窝藏罪规定的处罚特别严厉。《史记·季布传》曾经记载，刘邦在打败西楚霸王项羽之后，对曾经屡次打败自己的项羽手下爱将季布恨之入骨，在全国范围内下达了通缉令，并规定如果敢窝藏季布，就要对犯罪人的全家及其亲戚处以刑罚。但由于季布一诺千金，因而无人举报，此事最后也不了了之。
　　在汉朝的一代大法《九章律》制定之后，法律规定“凡首匿者，言为谋首而藏匿罪人”。按照此项规定，只有图谋窝藏犯罪人，并且实施了藏匿犯罪人的行为的主犯才构成窝藏罪，否则不构成窝藏罪。

　　亲人犯了罪　可相互隐瞒
　　在汉宣帝地节四年（即公元前66年）以前，对于亲人之间犯罪相互隐瞒的，要处以刑罚。
　　由于汉朝讲究以仁孝治天下，而且由于汉宣帝即位以前一直生活在民间，故而对民间疾苦和老百姓的想法有一定的了解，因此在公元前66年下诏，规定父母子女、丈夫妻子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犯罪行为，并不因此而构成窝藏罪。当然一些重大的犯罪除外，比如谋反罪。
　　“亲亲相隐不为罪”的规定也就此创立，这种规定自汉朝创立以来，基本上为以后各朝各代所继承。

　　唐朝
　　即使窝藏罪人　不知情也无罪
　　唐律规定，已知他人犯罪（这里的他人不属于亲属相隐的范围），官府已派人进行抓捕，而将罪犯窝藏在自己家中，并为其指引道路、给吃给喝、提供衣服、主动将其隐藏起来，这就构成了窝藏罪。对于犯有窝藏罪的人要按照他窝藏的罪犯所犯的罪行减一等处罚。
　　同时那些主动将官府追捕的犯罪人转换地方隐藏，以躲避官府抓捕，以及知道这些事情的人，都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。但是，如果对此事并不知情，即使藏匿了罪人，也不用承担责任。

　　同住者犯罪　可相互包庇
　　唐朝在继承汉朝所创立的“亲亲相隐不为罪”的原则基础上，扩大了容隐范围，将此原则发展为“同居相隐不为罪”。
　　即凡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且没有分家的话，有罪都可以互相包庇隐瞒，奴婢也可以为主人隐瞒犯罪，即使为犯罪者通报消息，帮助其隐藏逃亡，也不需要负刑事责任，也就是说这些行为不构成窝藏罪。但如果同居共财的人之间犯有谋反、反叛等罪的话，则不适用此项原则。这项原则也可以看成是对窝藏罪的补充规定。

　　北宋
　　对窝藏盗贼　制定特别法
　　相对而言，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，由于官僚机构庞杂，士兵人数众多，因而人民负担比较重，加上不杀文官的祖训，导致王朝吏治腐败，因而宋朝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，境内盗贼连连。
　　统治者根据形势的发展，除了模仿唐律在基本法典中对窝藏罪进行规定外，还制定了一些有关窝藏罪的特别法。宋仁宗首创“窝藏重法”，规定对窝藏盗贼的罪犯加重处罚。窝藏罪自从西周初年有类似规定起，到宋仁宗时期终于“名正言顺”了。

　　民国
　　若藏匿亲属　可减轻处罚
　　清朝灭亡后，中华民国随之成立。1925年的《中华民国刑法》对于窝藏罪也做了规定，即藏匿犯人或者藏匿依法应该逮捕和拘禁的脱逃的人，就构成窝藏罪。
　　对犯有窝藏罪的罪犯要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罚金。同时又规定，亲属间犯有窝藏罪的，可以减轻处罚。
　　综观新中国成立以前有关窝藏罪的规定，在认定当事人是否构成窝藏罪时，都要求当事人具有明知的故意，即当事人明明知道是犯罪的人，还为其提供衣食、指引道路，帮助其藏匿，只有这样才构成窝藏罪。如果当事人不知道是犯罪的人的话，则不构成窝藏罪。
　　同时在处理窝藏罪时，又有“亲亲相隐不为罪”的规定，二者互相补充。

　　现行法律
　　犯窝藏罪　最高判刑十年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现行刑法也将窝藏犯罪人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。
　　刑法第310条规定，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、财物，帮助其逃匿的，构成窝藏罪。
　　对于窝藏罪的处罚，最轻的要被处以管制的刑罚，而最高刑可达十年有期徒刑。